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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走进李百浩教授的工作室,已被走廊橱窗里展示的主要建筑与规划设计的成果展示所吸引:武汉“新里分构想”、汉口“花楼街”街片保护与更新规划、桂林市机场路景观规划设计、广州传统城市中轴线城市设计、广州市中山路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黄冈奥康步行街设计、纳米比亚总统官邸、日本厚生省医院、日本东京练马区邮政局、法国“动态城市”国际竞赛方案……粗略一数,竟有30多项,不由对这位分别学习于武汉城建学院、武汉工业大学、重庆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同济大学、法国南锡建筑学院、东南大学,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所学专业与涉及领域“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建筑历史与理论”竟占建筑学一级学科中的四个,二级学科的四分之三,目前已经从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的博士后研究员蒙生钦佩之情。
面对记者的赞叹,李百浩教授显得腼腆而木讷,对于那些在全国落成的建筑项目以及在国外受到高度赞赏的研究课题,李百浩谦虚的认为那都是已经过去了的成就,不值回味,而谈起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和武汉市城市改造的设想,李百浩教授则神采飞扬,如数家珍,使我感受到这位196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的建筑学博士情倾武汉这个第二故乡的反哺之情。
呼吁拯救昙华林这部活的近代史书
记者在武汉土生土长40多年,常听人说起昙华林,偶而也去过昙华林。一条小小的窄巷陋街,并没有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而与李百浩教授交谈之后,便明了自己是多么的无知。
李百浩教授曾数度踏访昙华林,面对我“你为什么关注昙华林”的“疑问”,李百浩教授满脸严肃的告诉我们,昙华林历史遗存丰富多样,这片街区的内容之丰富,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历史街区都不一样,有着独特和唯一的价值。他认为,大武汉城邑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城市建设全面加速、一个新的现代化都市正日益呈现的今天,我们该怎样对待这些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历史文化遗存?怎样让武汉的历史文化再放异彩,并融于未来城市的大格局之中,以增添它的亲和力、彰显它的个性魅力,从而提升它的竞争力、增强它的综合实力?这是每一个参与城市建设的人们所无法回避的课题,也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的共同愿望和责任。
之所以称昙华林为一部“活的”近代史书,是相对于印成铅字的历史书而言:一条普通的长仅数千米的街区,集中了数十处百年以上的老建筑,有老教堂、老医院、老学校、老民居、老公寓、老公园、老领事馆、老城墙等等,让人惊讶、激动的不止是这些房子之老,而在于这些老房子所蕴含的历史内容—中国近代教育发端于此,武昌首义的火种在这里孕育,武汉人第一次在这里听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演讲,南昌起义前发生在这里的一次有演义的会谈,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的“文化首都”,还有林立的教堂,早期的医院、异域风情的西洋小楼,独具特色的江夏民居,阅尽历史沧桑的武昌老城墙……难得的是这些建筑虽经百年风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基本风貌未有大的改变,有些还显示出相当优良的建筑品质,它们以实物的、活生生的历史标本形式矗立在那里,形象地展示着中国近代革命史、教育卫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建筑史、宗教文化史和武昌城邑文明史,内涵如此深厚且密集,资源如此丰富又集中,这不仅为武汉其它城区所没有,在全国也属少见。
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昙华林三义村石瑛故居的院子里,李百浩教授与专家学者居然还找到一段武昌老城墙的墙基。据史料记载,老武昌城东北两城门历来为军事要塞,修建得尤其高大坚固。著名的“太平天国军三出三进武昌城”,叶挺率领的北伐军苦战40天攻破武昌城等历史事件,都让这段老武昌城墙仅存的红砂石墙基显得格外凝重和坚实。从这段几乎被人们遗弃的老城墙基,我们仿佛看见千百年来曾在这里上演过的历史风云,武昌在历史上的军事要镇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的武汉有各具特色的科技街、金融街、步行休闲街、购物街,唯独没有文化街,如能将昙华林打造成一条能展示我们城市个性魅力、彰显武汉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街区,必将为我们的城市增添新的更加夺目的亮点,这就是李百浩教授与众多专家学者注目昙华林珍贵资源,不断为之鼓与呼的情结所在。目前,昙华林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已得到武汉市政府的支持,正在进行保护规划。
李百浩教授欣慰的说,尽管不久前发生过辛亥名人石瑛故居被拆损,三菱公司旧址遭拆除这样令人痛惜的事情,但我们高兴地看到,武汉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刚刚启动的全市旧城区改造,都强调了保护性原则和弘扬历史文化的建设目标,一项旨在规划、保护、建设武汉旧城区风貌的有关行政法规也在制定之中。
从李百浩教授自豪的眼神里,令我似乎置身于昙华林未来美好的画景之中。
挥之不去的里分情结
武汉近代里分住宅,主要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在武汉较普遍建造的一种多栋联排式住宅,它较集中分布在汉口的江汉区、江岸区以及武昌沿江工业区地段,是近代武汉的一种主要居住建筑类型。
这种住宅形式,在上海被称为“里弄”或“弄堂”,武汉则被称为“里分”(音fen,武汉话),“里巷”,里分中的道路通常被称为“巷子”。
2001年10月31日,由武汉理工大学和德国斯图加特应用技术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二届中德现代建筑技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李百浩教授率先把“武汉里分住宅作为建筑技术和城市规划中重要的学术课题”在会上提出,引起专家及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关注。
李百浩教授提出,对待类似里分住宅的近代历史地段和近代遗产,既不能大拆大建,也不可能全面保留,旧城改造不能只“拆”不“改”、只“造”不“改”,应分析其优劣,结合现代生活需求,进行妥善保护和更新利用,逐渐形成“保护—利用—改造—更新”的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武汉的里分住宅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911年之后的几年间,随着汉口经济的复苏,接近租界的水灾区和空地成为了江浙财团和买办官僚等争夺的地盘。在1914年至1917年之间,汉口再次掀起了建房热潮。这一时期的里分建造规模较大,多仿西式做法,多功能2—3层砖木结构联排式房屋,街面是底层商店住宅,街后是联排式住宅。这种住宅方式节省土地,改变了传统街坊中前店后寝的布局,其中以五常里为中心的中山大道两边的店铺住宅房屋约200栋,为当时建房之冠。
1930年汉口特别市政府颁布了较为严格的规划与建筑法规,这使当时里分内主次巷宽度有了明确规定和分工,里分总体环境也有了较大的改善,社区氛围开始形成,里分住宅中天井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灵活、变化多样。1938年,由于战争的影响,武汉里分住宅的建设基本处于停止状态,由此转入了停滞衰退时期。
据地方史志记载,武汉市1949年尚存的208条里分中,共有房屋3297栋,而花楼街就有800栋。花楼街与江汉路相邻,这里是中西建筑文化剧烈碰撞的触点,也是两种文化热情交融的地域。
武汉的根在哪,武汉的“汉”与汉族的“汉”,汉语的“汉”,汉水的“汉”有没有联系,是不是一种巧合?李百浩教授钟情于武汉里分,有着他那建筑学家的独特眼光:武汉的里分巷深墙高,屋内空间高,冬暖夏凉,十分适应武汉独特的气候,且里分房屋有前后天井、左右厢房、堂屋等传统的中国建筑的构造;大门用石头垒起,是典型的石窟门,颇具明清建筑特点;楼层高4米,便于通风和透气,房子上皆雕有精致的图案和花纹,与花楼街名称很相符。在里分的过道里,阵阵凉风吹过,老人在悠闲的打牌或乘凉聊天,李百浩教授不无感慨地说:“这就是老汉口市民文化”。面对正在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的花楼街、汉正街,李百浩教授显得忧心忡忡,“如果把花楼街、汉正街的房子全部拆除,汉口就不能称其为汉口了。”
李百浩教授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保护与发展是人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在开发过程中,不加思考地用“新建筑”代替“老建筑”的做法是不妥的,这将使得武汉通过长期所沉淀的文化特色渐渐失去。片面的保护也不可取,这样“老房子”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不仅如此,李百浩教授还设计出“武汉花楼街”街片保护与更新规划,受到市政府有关方面的重视。李百浩教授坚信,展现在记者面前的里分保护与更新规划图,与北京四合院、上海里弄一样,武汉风格独到的新里分必定会成为城市独特的文化景观。
李百浩教授呼吁,学习国外和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建立相应的法律与政策,他所建议的建立由历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建筑师、艺术家、政府官员组成的“武汉历史性建筑保护与再利用专家委员会”,已于2003年12月19日成立(名称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
因为爱你所以挑剔
记者曾十分向往闻名遐迩的上海外滩,它有灯光辉映的东方明珠,看不够的浦东新貌,以及凭栏眺望时,脚下是细浪荡漾,两岸风光尽收眼底;也为武汉市城市建设的大手笔之一的江滩改造而引以自豪。
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李百浩教授笑着告诉我,武汉由“外滩”正名为“江滩”可能还是他的提议呢。李百浩教授认为,外滩是个泊来词,英文称之为“BUND”,意思是码头,是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对东亚地区殖民地港口码头的称谓。后来近代上海人将语意延伸为外滩,主要指上海县城以外的滩涂。但武汉外滩和上海外滩是有区别的,仅仅从地理位置上看,上海的外滩在城墙以外,武汉外滩在城墙以内,没有与江边连成一体,只是几个闸口像地道一样相连,拉长了人们的步行距离。沿着所谓的武汉外滩一路走下来,只能看到一边的建筑风景,另一边却被防洪墙遮挡住了,看不到滔滔江水。不能与水亲近,给游兴正浓的人平添一丝遗憾。李百浩教授置疑外滩的称谓,认为叫“江滩”更符合本地特色,李百浩教授认为取名要符合自身特色,要么有个性化,最好独创自己的品牌,不要盲目跟随。比如说,汉口老住宅区一直叫做里分,里弄属于上海的特有的称谓,但我们都随之叫成了里弄。
记者感叹地说,江滩白天没有什么看头,远不如上海外滩。李百浩教授认为这与我们旅游资源开发不够有关。现在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城市旅游学”的概念,人们到一座城市观光旅游,就是来感受城市生活,看看城市建筑。
武汉江滩即沿江大道江汉关至一元路,共有13幢优秀历史建筑,多为20世纪初建造,一派异国风格,门窗用材讲究,雕刻精细。经过“整旧如旧”,风雨剥蚀掉的美丽重现在世人面前,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李百浩教授说,江滩及江汉路就是要突出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旅游文化。他认为江滩的旅游文化开发不够。江滩附近的洞庭村、同兴里、咸安坊等众多里分知晓的人不多,其实这是汉口最本色的东西。游客在此可以感受到汉口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江滩如果能够与这些景点一起联片开发出来,那么里面的文化含量就更为丰富了。
对记者称赞的江滩的夜景,李百浩教授也另有一说。夜游江滩,目光所及,只有沿江大道一抹亮点,其它地方均隐身于稀疏的灯光里,那些武汉人引以为荣的高层建筑不见了。“江滩”似乎仍担心人们不能马上注意到它,还要射出几道光柱旋转摆动,向各处的人们招手。于是乎,此时的武汉只剩下沿江大道,汉口“江滩”亮了,武汉三镇暗了。
李百浩教授对此的看法是,人类并不是一味地探求亮,还要美,更不能亮得伤人,亮不见得就靓。美应该是含蓄的,而不是敞开暴露。城市制造夜景,不应是只能供人拍摄美丽的照片,而应是改善市民生活。
李百浩教授参观过法国塞纳河。塞纳河畔的夜景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但那里并没有长长的连续的光带,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等重要建筑被灯光照亮了,但更多的地方隐在朦胧的夜色中。船移景异,岸上的街道和建筑、河上的游船,明暗错落有致,像抑扬顿挫的音乐,给人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
我陶醉在李教授的描述中,更深刻地感到他正是因为热爱武汉,期望武汉的明天更美好,作为城市建筑的专家,所以眼光比常人更挑剔。
有为才有位是他的座右铭
李百浩教授很忙,短暂的几小时采访中,不时有人向他请示或签批文件。
作为院长,他不仅要主持日常院务工作,还一直执教本科与研究生主干课程。近三年来,他主讲过9门课程,年均教学工作量均为满负荷。他在该院首开了建筑学专业所必需的新课,如“建筑策划”、“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等,同时把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管理经验与本院的实际相结合,制定新的教学管理模式,他所主持的教学研究项目“建筑学专业教学管理模式研究”,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作为博士生导师,几年来,他已培养指导硕士研究生20余名,其中5人以优异成绩考取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他还指导多名年轻教师,参与硕士点、博士点申报工作以及调整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与大纲建设,使学科建设有了跨越式发展,建筑学专业获得国家专业教育评估,建立了“历史城市与建筑修复工程”博士点,创造了中国第一个“从保护走向工程”、横跨“建筑学、土木工程、历史文化”三个学科交叉、与国际性文化遗产保护相一致的学科研究领域。目前,李百浩教授正在指导的博士生8名(其中法国留学生1名),硕士生21名。
而作为农工党武汉理工大学总支主委,他不仅团结带领总支一班人及广大农工党员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展现农工党员的风采,还定期开展总支活动:围绕学校建设,组织参观学习,献计献策,受到校中共党委和统战部的高度赞扬。不仅如此,针对出国留学热,作为海归留学人员和多次出访的学者,李百浩教授用亲身体验与调查到中国自费留学生的生活学习事例,数次在媒体上告诫那些期盼“望子成龙”的家长及“留洋镀金”的中学生,提防那些类似钱钟书的《围城》里提到的“克莱顿”大学,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群众的重视。
对于李百浩教授拥有的众多头衔,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学者,一个做学问的人。
在建筑领域的研究方面,李百浩教授是国内率先开展“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系统研究的人员之一。他将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置于世界城市与建筑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国际比较,提出了“国际断代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及“两种城市规划理论”的学术观点,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肯定与评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同济大学博导董鉴泓教授评价:“在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中有重要地位,填补了国内空白……”。中国近代建筑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张复合博士评价:“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意见;看来你在关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这一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是具有较高水平的……。”高介华教授评价:“李百浩博士是目前系统研究武汉近代建筑与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在国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
李百浩教授已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40余项,其中在重要建筑杂志上有30余项,还多次获得全国建筑设计竞赛优秀奖和设计中标。正因为李百浩教授在建筑学与城市规划领域有较高知名度,多次担任国内外及省市重点工程设计评委,在全国拥有一定地位。
尚未结束的采访
李百浩教授能抽出几小时接受采访已属不易,记者问及近期排, 有无可能再约访谈。李教授很抱歉的表示实在太忙,近期正带领研究生做“湖北民居与地域文化”的课题,包含了湖北民居、里分风情、古刹风采、城市回忆、文化之都、“革命根据地”红色之旅等系列课题。
李百浩教授说,湖北省由于地理气候各异,民族众多,人口迁徒频繁,文化习俗交融变化,形成多种不同风格的民居形式:鄂西山地颇多,民居多依山而建,建筑形式多为“吊脚楼”;又因少数民族众多,故形成多种不同的民居样式。鄂东地区靠近安徽省、江西省,人口多为两省迁移而来,民居型制多受两地影响,以天井为中心布置住房,布局多为合院式,依山就势。建筑采用抬梁式结构,灌斗式墙体,布瓦屋顶,入口处多做精美石雕或砖雕,民居内部围绕天井作大量精美木雕。江汉平原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民居形态多受各地建筑风格影响。唯由于气候较为炎热潮湿,民居布局强调天井为中心,建筑内部多为穿堂,构筑形式多采用斗式,并设置“天斗”以利通风、遮蔽烈日和雨水。
多种民居形式变化丰富,形态各异,使得湖北民居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创造富有湖北地域文化特色的现代建筑。李教授如是说。
记者与李百浩教授约定,期待着他的新成果,续写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