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回国组党
来源：农工党中央网站 时间：
2015-04-30 浏览次数：9460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邓演达被迫离开武汉，化装成铁路工人经京汉路转陇海路，从西北到达莫斯科。他住莫斯科时，中共旅俄支部曾派员与邓晤谈，意在说服邓参加共产党，但他却另有打算，并与孙夫人、陈友仁商谈如何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邓在莫斯科还与第三国际的拉狄克见过面，邓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会谈没有结果，他不久即离开莫斯科去柏林。邓在柏林的时间较长，对德国的一般社会情况作过一些调查研究，也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再会谈，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德两国间的关系问题，彼此意见距离很大。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不感兴趣，并且有着轻视之意。邓又去伦敦和费边社的几个人见面，意在听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由此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可是不但未得到对方的同情，反认为中国以武力从事革命不会有何结果。所以邓在西欧，对中国革命只作了些理论上的研究，对争取国际援助，则所得不多。
1929年，在上海反对南京统治的同志，曾给邓演达写信，请其回国担负组织责任，主持反蒋运动，恢复革命。邓亦久有此心。他认为当时虽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但革命潜力很大，广大的劳动群众已深感活不下去了，只要领导得好，不难一新革命局面。为了借鉴于新兴诸国建设的具体措施，为了探讨政治上的经验究竟如何，特别是基马尔在土耳其又是如何，邓回国之时不采取一般行程路线，而走巴尔干半岛绕道土耳其，过苏伊士，访印度，然后渡海回国。在中欧及土耳其的所见所闻，使他觉得足资中国革命运动参考的到底有限，尤其是土耳其的复兴，徒有虚名。他经过印度时又特与尼赫鲁见面，交换对革命的意见。邓以为印度与中国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其为封建制度束缚亦颇相类似，要求经济解放、政治独立更加接近。所以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革命有其民族特点，而对军阀官僚则须用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并拟组织“民族国际”，以求得相互支援。尼赫鲁表示原则上可同意，但不以武装革命为然，从经济上反帝也认为尚待研究，可以慢慢商量。可见，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根本分歧，道义上支持也几乎没有可能。所以邓回国之后，在政治主张上从未提过组织什么“国际”问题，只在个人间闲谈时说及有此类设想。
邓返国经过香港时，曾与彭泽民晤谈；同他自己家族中人及其妻郑立贞，均未谋面。
新组织的酝酿
邓演达返抵上海之初，与季方、郑太朴等赁屋同住。白天潜居寓内研究革命问题，起草《政治主张》；晚间则外出联络，与同志们或同情者商讨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探究如何开展反蒋活动。他认为，反蒋不过是中国革命开始的一小部分，尤须彻底反掉封建专制统治，同时还要反对帝国主义，扫除列强在华一切特权。而推翻封建制度，首先要唤起民众，实行耕者有其田，并须摧毁士大夫的封建文化。可是这一运动开始就会遇到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第一、参加反蒋运动的现役军人或知识分子中，有很多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如实行耕者有其田，立即与他们发生利害冲突；第二、小资产阶级多与土地私有发生联系，革命而实行土地农有，同样会引起切身利害的对立；第三、住在中小城市的人们，也多与土地有牵连，对土地问题会产生反对的意见。尽管问题如此错综复杂，而中国农民活不下去是事实，因之土地问题必须解决。何况中国农民有反封建反帝的历史传统，今天无论是反帝还是反封建，都须以大多数农民为主，满足农民的要求更是合情合理的。
当时，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建立怎样的政权等等，也经过多次讨论，有几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中国已渐次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有的认为中国已被迫形成列强分治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有的认为中国的一般社会经济仍然停滞在半封建制度。邓演达认为都不尽妥当。他以为第一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完全成形，在经济上是受制于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者又假手于买办资本，利用军阀，操纵经济；第二是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蒋介石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统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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