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8—1930.5：邓演达思想体系的建立
来源：农工党中央网站 时间：
2015-04-30 浏览次数：9158
武汉革命形势的澎渤发展，引起蒋介石、汪精卫等一伙右翼分子的恐惧。他们于1927年4月2日，在上海掀起反共高潮，镇压上海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武汉实行白色恐怖，逮捕中共分子和左派人士。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蒋汪的出卖下中途腰折，乌云密布武汉上空。邓演达感到大势已去，决心再度出国，另辟革命新途。于是他化妆检查电线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转赴西安，会合由武汉回国的苏联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至西伯利亚，最后于1927年8月15日到达莫斯科。
1927年7月13日，邓演达在北京《晨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表明自己“辞职”的理由和立场。同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宣告退出国民政府。7月14日，宋庆龄在汉口也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告“暂时引退”，从上海乘船经海参威，转乘苏联政府调拨的专列，横穿西伯利亚，于同年9月6日抵达莫斯科。
邓演达辞职出走不久，蒋介石下发《通令》，悬赏缉拿。邓演达、宋庆龄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8月17日，邓演达作为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客人，应邀在莫斯科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作《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概况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四点原因：第一，“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第二，“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第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第四，“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我们在过去犯了一个疯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就是说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命！！！”
邓演达宣布：“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因为整个的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做‘党的革命’。”“中国革命现在诚然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的历史意义是：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产者，已经确实认识他们一直到现在的联盟者的背叛，确实认识到一切倚恃等待都是怯懦的失败；只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
不久，邓演达又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邀请，向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的报告，指出：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完全被“封建的地主、投机的政客、病态的教授、大资本阶级、买办官僚……所把持”，“我们应该形成新的力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仍主张国共合作，但他强调：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应该保持的是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这些完全符合孙中山历来主张的讲话，却遭到部分听众“用开关电灯和脚跺地板”起哄，使邓演达感到难堪。
这些情况的出现，使邓演达认识到苏联绝非久留之地，特别是他的一些好朋友从有关内部消息获悉，斯大林恐怕会对他的人身安全作出不利的行动，因这类事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少见。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斯大林对这个讲话非常恼怒，命令契卡将邓干掉。”斯大林是否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我们目前还无从查实。不过当时正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曾因发表过《孙文越飞宣言》而名闻遐迩的著名外交家越飞，在这场斗争中被迫自杀；曾深得孙中山器重和信任的鲍罗廷，在这场斗争中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只“替罪羊”，失去了行动自由，不能履行他离开中国时商定的以后要找机会与宋庆龄等共同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教训的诺言，最后死在狱中。曾在中国北伐战争中立过功勋的加伦将军，竟以“反革命罪”被处决。因此，为了人身安全，在朋友的劝告下，邓演达在一个深夜，由俄国朋友护送离开莫斯科奔向俄国南部，越过高加索，穿过边境，经过土耳其移居德国。1925年春，邓演达曾到德国学习过，对德国比较熟悉，德语基础也较好。当时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气氛比较自由宽松，也许这是他当时移居德国的原因。宋庆龄曾为邓演达的安全焦虑了好几个星期，直到确知他已安全抵达柏林后，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不久，宋庆龄也离开苏联，以治眼病为由，前往德国柏林，化名林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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